重要性
一言以蔽之，西普里安把大公教會的主教職權標準化，使它成為大公正統教會的教會學（教會的教義與生態）的核心。在許多方面，西普里安的生平與思想是對“基督教為什麼會變成天主教？”這個常見問題的答覆。也就是說，西普里安的主教職權觀念，對於東方與西方基督教變成高度結構化的屬靈階層組織，具有大力促成的作用。
當然，正如我們已知的，西普里安並沒有發明所謂的“基督教教會學”（最好根據“主教”的希臘字epislopos，稱之為“主教制”，episcopal）。這個教義早在西普里安之前，就已經發展醞釀了。事實上，西普里安常常被稱為“東方的伊格納修”，因為他強調主教，以及基督徒對於主教的順服。西普里安注入的新觀念是，他真的把教會等同於主教團。他認為，在經過使徒統緒合法按立的主教許可之外，任何人想要以基督徒的身份去生活、敬拜或教導，就是在製造分裂，撇棄耶穌基督的教會。因此，對西普里安以及贊同他的人來說，這是無比嚴重的事件，他三番五次地說：“人若沒有以教會為母，就不可能以神為父。”“在教會之外沒有拯救。”
西普里安在基督教神學史上的重要性在於：
生平與事跡
西普里安 在公元200年左右，西普里安出生於迦太基的一個富有家庭，名叫塔修斯·西普里安（Thascius Cyprien），受過最良好的教育，在北非的羅馬社會中展露頭角。他信主之前的確實職業不詳，但大部分的時間可能是管理其家傳的巨大產業，過著上流社會的安逸生活。在一位基督教長老（神甫）的影響下，西普里安從他家族的異教傳統信仰和家庭習俗，轉而歸信基督教。他在二十六歲時悔改，立刻把原名塔修斯改為凱基利烏斯（Caecilius）。然而，在教會歷史的記載上，他總是以姓氏西普里安聞名於世。
西普里安在悔改信主後，立刻開始把他的財富分給窮人，因此深受迦太基及其四周遭受迫害之基督徒大眾的歡迎。根據本丟（Pontius the Deacon，他在西普里安死後不久，就寫了一本西普里安傳記，名為The Life and Passion of Cyprien）的記載，西普里安悔改後：
【他的家門向所有人敞開，來者不拒。沒有寡婦從他那裡空手回家，沒有盲人未曾得到他親自護送引導，沒有跌倒者得不到他的扶持，受到權勢欺壓、走投無路的人無不以他為保護者。他常說，這些事情都是想要取悅神的人所該做的事。因此，所有好人都異口同聲地稱讚他，他總是模仿那些出類拔萃的人，使他變成值得別人模仿的對象。】
而且，也就在西普里安悔改後不久，迦太基附近的基督徒呼籲教會把西普里安按立為神甫階級，然後又把他提升到地區教會的主教位置。西普里安從公元248年開始作迦太基的主教，直到公元258年，羅馬政府把他公開處決為止。
在整個羅馬帝國的教會史上，這是橫逆交加的十年，然而沒有任何地方比北非更嚴重，其中又以迦太基受到的迫害為最。這些迫害常常以基督教領袖為目標，因此為了避免大功未成身先死，又可以在遠處繼續領導，西普里安有一度曾經逃到北非的沙漠地帶。儘管有些基督徒批評這一點，其他人則為他辯護說，西普里安的行動完全是為了“隱藏”一段時間，使基督徒在逼迫解除後，不至於完全沒有領袖。西普里安在逃亡期間，透過一群川流不息的信差，在迦太基來往偷渡信件，與他的會眾及神甫保持不間斷的聯絡。並且，西普里安也在這段逃亡期間，寫信給羅馬帝國四處的主教，不厭其煩地要使教會合一起來，並鼓勵大家在大逼迫時要忠心和忍耐。
西普里安的生活、工作於寫作舞台，正處於基督教生命期的轉折點上。他的貢獻並不在於嶄新的創見，或哲學與神聖啟示的綜合，而在於他的領袖觀念以及世紀帶領教會讀過大逼迫、爭論、分裂與內部異端的艱苦時期的親身經歷。正當基督教領袖銷聲匿跡為了免受到逼迫，正當異端與分裂者把教會弄得四分五裂之際，西普里安挺身而出。他所教導並活出來的領袖風範，在他之後被正統大公教會奉為標準達一千年之久。雖然大多數新教教會都拒之於千里之外，但是這種領袖觀念在羅馬天主教裡面，至今仍是教會組織與領袖的基本方針。
迦太基會議
當皇帝德西烏斯最嚴酷的迫害似乎解除之時，西普里安回到迦太基，並且重新扮演他的公眾角色，作為這個重要城市及其周圍地區的基督教領袖。他招聚各地的主教來參加迦太基會議，以解決告解者所引發的爭議與基督位格的教義問題：告解者宣告，他們可以赦免人的罪。西普里安開始為這個目的以及其他爭議，熱烈地與人通信，慢慢博得了整個羅馬帝國基督教的主要教師角色。因為西普里安備受愛戴與敬重，以致羅馬的主教們受到威脅，有時候會批評他，甚至跟他割袍斷義。
西普里安與羅馬主教司提反（天主教稱其為司提反一世 Pope Stephen I，於254到257年擔任教宗）之間爆發過公開的口角，許多歷史學家認為，司提反是第一位真正的教宗。這個爭論的導火線在於，是否有一位主教可以脫穎而出，擁有至高無上的權柄，凌駕在其他主教之上。早期的羅馬主教曾經暗示過，他們的轄區具有這種至高無上的權柄，但是司提反的主張更激烈，威脅著要與不同意他的主教反目為仇。當另一個大逼迫使這個爭議戛然停止時，司提反與西普里安幾乎面臨正式決裂的地步。最後，司提反與西普里安雙雙去世，因此這個問題只得等待另一個爆破的時機。
除了許多信件，西普里安有兩本巨著顯得特別重要：《論背教者》與《論教會的合一》。前者涉及有些基督徒於逼迫期間，在某些方面否認基督，以及能否準許他們回到教會團契的問題。此外，如果他們可以回到教會的團契，應該怎樣做。這是非常容易引發情緒和複雜的問題，因此西普里安在七嘴八舌的爭論中，採取中庸之道。《論教會的合一》表達了西普里安最愛的信念：基督徒之間，特別是主教之間的可見合一，與真理和救恩完全不可分割。正當耶穌基督的教會在逼迫、不和與紛爭下，面臨存亡絕續或者完全解體之際，西普里安大力的主張，若沒有可見的合一，教會就不存在，因此人類也就不可能得到救恩。儘管對於現代的個人主義思想，西普里安的主張似乎很霸道與怪異，但是他的主張對於他的當代人卻有很大的意義，並且可以幫助會眾建立“救恩”與“教會合一”緊緊地交織在一起，而“教會合一”又與“主教團”密不可分的共識。
根據西普里安傳記的作者記載，西普里安被羅馬政府逮捕之前，曾經看到他自己死亡的異象。他的忠心跟隨者，想要密謀幫助他逃亡，但是如同古代雅典的蘇格拉底以及前往羅馬福寺的伊格納修，西普里安主教拒絕跟他們合作。所有記載都說，在異教徒與基督徒的眾目睽睽之下，他尊貴地死於劊子手的手中。之後，立刻被整個北非基督教奉為殉道士，最後又被整個羅馬帝國的所有教會，一同尊為“偉大的聖徒”。
當然，西普里安在世以及死後都受過批評。羅馬主教司提反與西普里安結怨，因為西普里安拒絕承認他的最高權柄。許多告解者非常不喜歡西普里安，因為西普里安批評他們宣告赦免的行為，以及不經過主教甚至教會神甫的諮商，就重新接納背道者加入教會的所有交通團契。在與背道者有關的爭議上，有些人認為西普里安太溫和，有些人則認為他的補贖要求太嚴格。然而，整體來說，西普里安的權威與影響力，在3世紀的基督教中是無與倫比的。
救恩論
西普里安最有趣與最有影響力的神學，是救恩的教義。西普里安不像奧利金那樣是個辯證思想家。他的著作中很少論及三位一體以及這三個位格的關係或合一。他注重的焦點是基督教神學的實踐，因此孜孜不倦地研究如何把救恩與教會，也就是救恩論與教會學連結起來。他認為，救恩是一個過程，開始於教會，悔改受洗，並且繼續留在教會裡面，直到老死。
洗禮重生
西普里安是最早明確主張“洗禮重生”（baptismal regeneration）教義的教父之一。洗禮重生的教義認為，救恩發生於經過合法按立的主教或其授權的神甫所施行的洗禮，並且借著水的洗禮施行出來。西普里安自己的得救見證表示得一清二楚，他認為，洗禮是脫去老我生命，並得到基督新生命之儀式。儘管他把所有的拯救大能都歸於神的恩典，認為“拯救的洗禮用水”是神使他“重生”的工具，讓他得到新生命，脫去以前的所是。聖靈透過這“新生的水”，賦予他新的生命。
嬰兒洗禮
原罪 在一封關於嬰兒洗禮的信中，西普里安強烈的主張，所有嬰兒生來就有亞當的原罪，並且這原罪唯有借著洗禮的水才能洗淨。他駁斥當代仍然否認嬰兒洗禮的人。他斬釘截鐵地說，嬰兒“一出生就感染到古代的死亡傳染病”，並且洗禮“不是赦免嬰兒自己的罪，而是別人（亞當）的罪行。”
無效的洗禮
在一封討論異端與分裂者施行洗禮的信件中，西普里安表示，施行水禮的神甫通常都給受洗者“罪的赦免”，並把聖靈分賜給他們，但是如果施洗的神甫是異端，這個洗禮就沒有靈性的效果：“那么，一位在他們（異端）當中受洗的人，怎能借著他的信心，得到罪的赦免與神聖憐憫的恩典呢？因他沒有信仰的真理。”同一封信也把西普里安對於洗禮重生觀念的理論基礎，以摘要的方式提出來。
【但是，罪在哪裡以及可以借著誰可以得到赦免，是顯而易見的；也就是，罪得赦免是洗禮所賦予的。首先，主把這能力傳給彼得，神在彼得之上建立教會。因此他從那裡命定而且表明了合一的源頭，這也就是他若在地上失去，在天堂也會失去的權能。並且，主在復活之後，也對使徒說：“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照樣差遣你們。說了這話，就向他們吹一口氣，說：‘你們受聖靈！你們赦免誰的罪，誰的罪就赦免了；你們留下誰的罪，誰的罪就留下了。’”我們因此認為，唯有在教會裡，根據福音原則設立，主所命定的人才能施洗並赦免人的罪；但是若沒有這些條件的人，就不能捆綁或釋放任何東西，因為既然沒有這些條件，誰能捆綁或釋放任何東西呢？】
西普里安對於救恩的進一步想法表達得很清楚。他認為，就恩是從洗禮才開始的終生過程。借著洗禮，罪得以赦免並得著所賜的聖靈。從此開始，重生的信徒應該終生堅定不移地效忠唯一真正的教會與教會的教義，並借著施捨給窮人和禁食等苦修生活，表現悔改的生命。西普里安的救恩見解，是絕對順服基督的命令。救恩的最高目標，永生，要視道德上的嚴格自製與自我犧牲而定：“我們怎能用有永生，除非遵守主的命令，因此克服與除掉死亡，因為他自己警告過我們說：‘你若要進入永生，就當遵守誡命。’”
悔罪系統肇始
西普里安特別制定，一位觸犯大罪的信徒，在恢復與教會的全面交通並參加聖禮之前，要實行嚴厲的苦修。西普里安反對溫和派，提倡這種人要有禁食與禱告的時期，並把所有財產分給窮人，以求教會的赦免與複合。他也反對太嚴厲的人，提倡最終的憐憫與交通的更新，但是唯有這個罪人顯出憂傷悔改，以及心靈與生活上的改變，才能得到。我們從西普里安的救恩神學，可以看到一個羽翼豐滿的“悔罪系統”之雛形。在幾個世紀後，整套的悔罪手冊，詳述具體罪行的特別補贖行動，變成西方教會（羅馬天主教）的標準。
信心必然行為
西普里安對於救恩的記述寫得清清楚楚，一個罪人得到屬天的異象與永生，完全是出於神的作為，並且是憐憫與恩典的工作。人類不能強迫神或者他的恩典，在他們的裡面工作。儘管後來的新教駁斥從西普里安神學發展出來的補贖系統，但是西普里安本人並沒有犯靠行為稱義或者自我拯救的罪。他絕對沒有說過，一個人可以靠好行為得到救恩；他只是強調，一位蒙受神的恩典拯救、真正悔改的罪人，一定會在外面的行為上，表現真正悔改的樣子。人若不肯行出表現悔改的行為，就會背道反教——失去恩典。對於西普里安，人在救恩的過程中，與神的合作關係，完全是避免反律法主義異端的“務實做法”，反律法主義利用恩典的自由為藉口，否認所有律法與道德，崇尚為所欲為的生活。
但是另一方面，懷疑西普里安在無意中主張教會內部傾向於道德主義與靠行為稱義的趨勢，則不無道理。他雖然把所有的救恩功效，都歸於神的憐憫與恩典，但他也把終生持守救恩的功效，完全歸於人對於完美化過程的忠誠度：“得到任何東西都是小事一樁，持守所得到的就比較難；即使是信心本身與得救重生，重點都不在於得到，而在於保守。使人歸於神的因素，也不是在於得到，而是在於完美化。”
這種救恩論是否暗示，恩典並不完全是白白的禮物，或靠行為稱義，乃是新教與古代東方和西方教會爭辯的問題，因為古代教會或多或少在某種程度上，都遵循西普里安的路線。16世紀及以後的新教，譴責任何救恩的神人合作說（共同努力），並主張，保守神所成為的義，若要依賴在道德方面“持守信仰”，等於是律法主義，並且否認救恩完全是恩典。而西普里安的神學辯護者則主張，任何與西普里安不同的觀點，勢必都會導致反律法主義與“廉價的恩典”。
教會合一觀
方舟造型的基督教深圳堂 正如上述，西普里安最著名的貢獻在於，他把救恩與教會合一不可分割的聯結在一起。因為他把教會視為“絕對不可少的救恩方舟”和源頭，人若離開它，他的靈性就無法存活，他往往認定，合一可見的教會是救恩的根基。任何離開或分裂教會的人都不能得救，因為“離開與分裂基督教會的人，不能擁有基督的義袍”，並且“沒有以教會為母的人，就不能再以神為父”。
西普里安認為，教會的合一，救恩的可能性，在於主教的職權。正如彼得從基督得到赦罪的權柄，然後透過使徒統緒的按立手續，傳遞給繼承人，所以彼得從基督得到第一位主教的權柄，並使教會團結和一，沒有這種權柄就沒有真理或救恩：“因此，透過時代的改變與位分的傳承，主教的任命與教會的計畫於此展開，並且教會的每個行動都在這些管理者的控制之下。”
西普里安認為，一位真正的主教，是使徒統緒的基督教界中所有或者大多數主教都認可的人，他也要忠心地教導真理。絕對不能有自任主教的事情，異端也不能做主教，任何不與其他主教交通與團契的人，都是假主教。
然而，西普里安同時也不認為，或者不承認，任何一位主教是所有主教的頭。他偶爾也會承認（似乎很不情願），羅馬的主教可能是“所有主教中的第一位”，但是對於他，這只是一種尊稱而已。當羅馬的主教司提反想要撤銷西普里安在迦太基召開的主教會議所做的決定時，西普里安完全不理他的宣告。
西普里安的看法，就是岡薩雷斯所謂的“主教聯盟制”。也就是，每位主教都與其他所有主教和諧地運作，並沒有任何主教高居所有人之上。他們互相依賴，每個決定都應該得到全體一致的同意。當然，儘管在西普里安的生平中，這個制度運作得相當好，但西方羅馬天主教的拉丁傳統，後來把羅馬主教高抬到至高無上的地位，最後還宣告羅馬主教是無誤的。然而，東方的教會則採取主教聯盟制。岡薩雷斯把斯普麗按以及東正教的教階與行政觀，簡述得很好：
【教會的合一在於主教制，所有主教在其中都有一份，猶如共有的財產。合一併不是外加到真理之內的東西，反而是基督教真理不可或缺的部分，所以若是沒有合一，也就沒有真理；除了合一，就沒有救恩；除了合一，也沒有洗禮、聖餐或真正的殉道。然而，這個合一併不包括臣服於一位“眾主教的主教”，而是在於所有主教之間的共同信心、愛心與交通。】
從務實的觀點看，這句話的意義是，在西普里安的模式里，除了一位真主教的權威，沒有任何人能夠施行有效的救贖行動。“救贖行動”包括洗禮、聖餐（主餐）、饒恕與教會複合，以及其他與個人永遠救恩有關的儀式和宣告。若沒有得到主教的許可（直接或間接的），任何人想要使別人與教會恢復全面的交通團契，就是觸犯主教的行為，因此也就是無效的。這是西普里安死前不久在迦太基所召開的主教會議所做的宣告。告解者在主教之外，不能再採取行動。這對於西普里安與可見教會階層的合一，是個偉大的勝利，但是對於所有基督徒的祭祀職分都是慘重的挫敗。
儘管西普里安的教會學以及這教會學與救恩的聯繫，在每個基督教派系裡都經歷過許多改變與更正，有些派系甚至還完全否認，但是這個教會學至今仍然健在。在本章寫作時，美國路德宗與聖公會無法達致協同信條，這信條目的在於使他們的牧師，可以服侍另一教派的教區，以及其他許多方面的大合一。這信條功敗垂成的主要原因在於，美國聖公會要求，路德宗必須立刻採行使徒統緒按立的主教，以及其他重要的教會功能。大多數路德宗人士投票反對這個協約，認為這個教會學過度傾向天主教。他們認為，這危機“信徒皆祭祀”的新教原則。儘管聖公會也贊同這個原則，但路德宗唯恐他們實際上的教會學會在根本上破壞這個原則。這個教會學的根源可以回溯到西普里安。
遺產
西普里安在基督教神學史上的重要性是什麼？簡而言之，他幫助正統大公主教的教會建立以主教為中心的教會學。東正教及有些新教教會接受這個教會學。在教會遇到大難與分裂的時期，這教會學幫助教會統一。但是同時也損害到一般基督徒與神關係的直接性，以及他們發表異議並對教會階級制度說預言的能力。在西普里安之後，基督教的主教職權，同時是咒詛與祝福。祝福，是因為它的合一能力；咒詛，是因為它會打擊教會裡的聲音與個別信徒的主動精神。
西普里安的遺產，在基督徒當中仍是毀譽參半。有些現代歷史家與神學家主張，他促成與辯護的階級式教會學是有必要的，若沒有這種制度，基督教會有分解為“或多或少有點信仰混雜之小機會”的危險。換句話說，異端、分裂、狂熱以及不屬於使徒基督教會的信念與實踐，在早期基督教中甚囂塵上，以至於為了避免全盤的混亂脫序，需要把秩序建立起來。有些西普里安的批評者甚至說，我們譴責他的影響力所造成的事實比較容易，但是要解釋除此之外還能怎樣，這就比較困難。若沒有主教高高在上的權威，以及他們召聚的會議（官方會議）來解決爭端，基督教的名號可能已經被歷史的洪流沖沒了。
其他的基督教歷史學家與神學家則主張，西普里安使教會合一的答案太極端，因此，結果只能看到一點使徒基督教的皮毛。有一位這種批評者說：“這個官方思想（西普里安神學）的中心，使教會表現為完全神聖的團體，也就是基督教觀念與生活方式的社群，為他們的領袖建立‘教會行政’，也就是半政治化的管理模式。”換言之，教會按照羅馬帝國的結構，變成非常的制度化。這個過程，儘管看起來不得已，教會卻走下坡路。信徒皆祭祀的觀念、先知的角色、敬拜的自由與自發性，以及教會的整體生活，一般都失落了。“追隨聖靈”的真教會而變成“追隨主教”的團體。然而，在這過程中，至少有一種可辨認的教導與實踐系統，與基督教變得纏結不可分割；而基督教可與任何事物妥協的危險性，不再蔓延擴大——妥協的結果，將使教會變得毫無意義。
